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蹉跎岁月知青祭

——也说后知青时代的散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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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子

上海知青 被遗忘的一代人

   “老三届”（1966届、1967届、1968届，还有1969届、1970届），约有一千六百五十万左右的青年学生。知青运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，曾带动过知青文化的崛起，然而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，却渐渐志为逝去的记忆……

　　我是1969年3月8日（妇女节，如今又称女神节）响应“一片红”号召，奔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入户的上海知识青年，1979年底告别澜沧江后作为干部单调（如现在我人才引进，我是有职级的党员及技术干部）回到上海工作，如今已经四十多年了。我们知青同样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，也是中国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，是缩小了城乡差距的桥梁，同样是稳定国家的重要的基石。

　　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时，各地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，出书、集图、聚会、寻访、重游，“魂牵梦萦”、“激情之旅”、“缅怀旧地”、“爱意永留”、“依依不舍”、“青春无悔”等等言辞。表达了对知青生活的回忆。

　　五十八年前，没有完成相应学历（包括初中、高中）的“毕业”生，奔赴全国各地的“广阔天地”，接受农村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。然而我们到了傣乡的村寨，能做的依然是原始低下、简单重复的劳作，遏制了我们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提高，根本难以“大有作为”，这是当时“读书无用论”的一个佐证。

    艰苦的环境，繁重的劳动，加上营养不良，病、残、伤、死而罹难的知青不可胜数。更有一些受不住“考验”的知青选择了偷渡，冒险非法越境，有的从此永久地流亡国外，有的成了制毒贩毒分子。（我的记实小说《凤凰花》就是描述这样的故事）

    一九七Ｏ年，各地开始对知青进行招工、招生不少知青得到了上调工矿的机会，然而故乡情节依然深深地扎在知青的心中，从而1978年至1979年在西双版纳州府允景洪发生了一场“返城风”。

　　随着知青陆续返回城市，蹉跎岁月所产生的后遗症却困扰着不少知青，没有住房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；夫妇分居造成的家庭破裂，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。政府也采取了临时性的顶替制度和“未婚大龄知青照顾回城”的政策，然而上山下乡留给一代知青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永远不会痊愈。

   虽然我们知青失去了美好的青春年华，被称为“失落的一代”、“耽误了的一代”，然而我不希望停留在“青春无悔”的感叹上，而要运用科学发展观，更理性、更人性、更怡性地向前拓展。

   岁月的长河冲刷不了心灵中的记忆，知青生活的特殊经历，留给我的是一幕幕痛楚悲苦的回忆，无时无刻历历在目地引导我重回那泯灭青年年华的西南边陲。我与祖国同龄，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，伴随着共和国的坎坷步伐，走过了跌宕沉浮的历程：“三反、五反”和“四清”运动，从小就记忆在心灵中；三年的自然灾害让我们感受到饥饿，也影响了生长发育；还未能尽情畅游知识的海洋，探索科学的道路，就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上山下乡”运动。

    1969年3月8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六八届高中生，稚气未脱十八岁的高中生，只能带着六七届初中的弟弟，离开父母，告别上海，远赴云南，在西双版纳插队入户。1970年1月，我经历部队大在鎔炉的铸炼，又调到军工单位发电厂，属地后的197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转为有级别的国家干部。

   1979年底，我以党员干部及技术骨干身份，由上海人事局单方接受调回上海（按如今说法是人才引进）。虽然风尘仆仆蓬头垢面，然而回到陌生又熟悉的大都市——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。虽然青春不在，清贫如洗，然而依然坚强地站在了人生起跑线上。

　　五十八年恍如一梦，知青生活荒疏了太多的学业是我的遗憾，知青生活馈予了太多的阅历是我的收益，知青生活承载了太多的艰辛是我的感触，知青生活三次工伤引发伤病时时复发是我的痛楚，特殊的痕迹给我留下不灭的青春记忆。知青时代的历史虽然成为了过去，鲜血与汗水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让我已变为葱茏青翠的叶子，用我的文字记下《蹉跎岁月知青祭》，年愈古稀奔耄耋，我努力写好“后知青时代”的散文小说新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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